送子張仙孟昶：從歷史人物到民間神祇的信仰嬗變多維探析
送子張仙，中國民間信仰中一位獨具特色的男性送子神祇，其形象與功能的演變歷程，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本文旨在從儒釋道三教及民間信俗的多元視角，係統闡述五代後蜀君主孟昶如何由一位亡國之君，轉變為廣受民眾崇拜的送子神靈。通過梳理歷史文獻與民間傳說，我們將探尋張仙信仰的起源與傳播路徑，剖析其在儒家生育倫理、道教神仙體系、佛教文化等多重影響下的獨特形態，以及民間信仰中“天狗”禁忌與生育崇拜的融合現象。同時，本文還將考察張仙信仰在宋代以來的社會文化功能，包括其在家庭倫理維繫、地方文化建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這一信仰在現代社會的遺存與轉型，從而全面揭示一個歷史人物如何跨越生死界限，最終成為寄託民眾生育期望的神聖象徵。
孟昶歷史形象與張仙信仰起源
五代十國時期的後蜀末代君主孟昶（919-965年），作為送子張仙信仰的原型人物，其歷史形象與神話建構之間存在著複雜而微妙的互動。孟昶，後蜀高祖孟知祥之子，十六歲繼位，初期勤政愛民，重視文教，使蜀地一度呈現繁榮景象。然而，後期他沉溺享樂，奢靡無度，終致965年為宋太祖趙匡胤所滅，被押往汴京後不久即神秘死亡。這位亡國之君的歷史形象，與其後來成為送子神靈的神聖身份形成了鮮明對比，彰顯了中國民間信仰中“由人入神”的獨特轉化機制。
在花蕊夫人的關鍵作用下，張仙信仰得以形成並傳播。作為孟昶的寵妃，花蕊夫人才貌雙全，其《國亡詩》流傳千古。被擄入宋宮後，她暗中懸掛孟昶挾彈射獵的畫像祭拜，當被宋太祖質問時，機智地謊稱此為蜀地送子之神“張仙”。這一“宮廷謊言”經由《金臺紀聞》等文獻記載，成為張仙信仰起源的主流說法之一。花蕊夫人將亡夫形象神聖化的行為，既表達了對故主的思念，也暗含了對征服者的消極抵抗，無意中卻催生
蘇洵家族的推波助瀾，進一步鞏固了張仙信仰的合法性。北宋文學家蘇洵因多年無子而虔誠供奉張仙，後得蘇軾、蘇轍二子，遂撰寫《張仙贊》以表感激。雖蘇洵所拜可能是另一原型——道士張遠霄，但民間敘事逐漸將二者混同。蘇氏父子的文化聲望極大提昇了張仙信仰的影響力，使這一原本可能局限於蜀地的信仰迅速向全國擴散，並獲得了士大夫階層的認可。
孟昶與張遠霄的雙重原型，構成了張仙信仰的複合來源。除孟昶說外，《續文獻通考》等文獻記載五代道士張遠霄得道青城山，以彈弓為民除害，因“彈”與“誕”諧音而被奉為送子之神。歷史學家趙翼在《陔余叢考》中指出，蜀地本有張仙信仰，花蕊夫人與蘇洵的推崇使其廣為流傳。這兩種起源說並非完全對立，反而在民間敘事中相互融合，形成了兼具貴族氣質（孟昶）與道教背景（張遠霄）的送子神形象。
宋仁宗的宮廷推廣，為張仙信仰提供了最高權力背書。據《歷代神仙通鑑》記載，年過半百而無子的宋仁宗曾夢一美男子自稱“桂宮張仙”，許諾以彈弓驅逐導致無嗣的“天狗”。仁宗醒後命人繪製畫像供奉，使張仙信仰正式進入宮廷祭祀體系。這一“帝王託夢”的敘事模式，既符合傳統中國“神道設教”的政治文化，也為張仙信仰的全國性傳播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使其從民間俗信上升為官方認可的信仰形態。
表：孟昶歷史形象與張仙神格特徵的對比
【表格】
對比維度 歷史人物孟昶 神格化張仙
身份 後蜀亡國之君 送子佑子的吉祥神
形象 奢靡享樂的君主 手持彈弓射天狗的守護者
評價 治國無方導致亡國 慈悲為懷賜人子嗣
功能 現實政治統治者 超自然生育保障者
文化記憶 歷史教訓的象徵 生育希望的寄託
孟昶向張仙的轉化，體現了中國民間信仰中“歷史的神聖化”機制。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通過其妃子的情感寄託、文人的靈驗敘事以及皇權的認可背書，最終完成了從凡俗到神聖的跨越。這一轉化不僅消解了孟昶作為亡國之君的負面形象，更將其重塑為滿足民眾生育期望的神靈，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實用理性”對歷史記憶的重構能力。
儒家倫理框架下的張仙信仰解讀
儒家孝道觀念，為張仙信仰提供了核心價值支撐。在傳統中國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儒家訓誡深深植根於家庭倫理之中，使得子嗣延續成為個人履行孝道的基本要求。張仙作為送子神祇的出現，恰恰回應了這種倫理需求，為無嗣家庭提供了精神慰藉與希望寄託。宋代以降，隨著宗法制度的完善和儒家倫理的普及，求子行為已不僅是個體家庭的私事，更關乎家族延續和社會評價，這種文化氛圍為張仙信仰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生育倫理的神聖化，在張仙崇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儒家強調“生生之德”，將生育行為提昇到宇宙論高度，而張仙信仰則通過神靈崇拜的形式將這種倫理觀念神聖化。蘇洵在《題張仙畫像碑》中記述自己供奉張仙得子的經歷，特彆強調“使異時子孫求讀書種者，於此加敬焉”，將求子與儒家“詩書傳家”的理想直接關聯。這種表述表明，士大夫階層對張仙的接納並非簡單的迷信，而是將其納入儒家“修身齊家”的價值體系之中，賦予了這一民間信仰更深刻的文化意義。
儒家倫理框架下的張仙信仰解讀
儒家孝道觀念，為張仙信仰提供了核心價值支撐。在傳統中國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儒家訓誡深深植根於家庭倫理之中，使得子嗣延續成為個人履行孝道的基本要求。張仙作為送子神祇的出現，恰恰回應了這種倫理需求，為無嗣家庭提供了精神慰藉與希望寄託。宋代以降，隨著宗法制度的完善和儒家倫理的普及，求子行為已不僅是個體家庭的私事，更關乎家族延續和社會評價，這種文化氛圍為張仙信仰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生育倫理的神聖化，在張仙崇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儒家強調“生生之德”，將生育行為提昇到宇宙論高度，而張仙信仰則通過神靈崇拜的形式將這種倫理觀念神聖化。蘇洵在《題張仙畫像碑》中記述自己供奉張仙得子的經歷，特彆強調“使異時子孫求讀書種者，於此加敬焉”，將求子與儒家“詩書傳家”的理想直接關聯。這種表述表明，士大夫階層對張仙的接納並非簡單的迷信，而是將其納入儒家“修身齊家”的價值體系之中，賦予了這一民間信仰更深刻的文化意義。
性別角色的強化，是張仙信仰中隱含的儒家文化密碼。與傳統送子娘娘不同，張仙作為男性送子神的存在，實際上強化了儒家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在張仙畫像中，常見“打出天狗去，保護膝下兒”的對聯，橫批多為“子孫繩繩”或“子孫萬代”，這些文字無不強調男性子嗣的重要性，反映了儒家宗法制度下對男系血脈傳承的重視。有趣的是，儘管張仙是男性神，但其信仰實踐卻主要由女性承擔，這種性別角色的微妙配置，恰恰體現了儒家倫理在神聖領域的投射。
科舉文化的影響，使張仙信仰與儒家教育理想產生緊密關聯。在張仙信仰的流變過程中，逐漸衍生出“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等意象，如某些張仙畫像中會出現麒麟和一群神態各異的兒童。這些附加元素將單純的生育崇拜與科舉功名的期望相結合，滿足了士大夫階層對“讀書種子”的期盼。蘇軾、蘇轍兄弟的成功案例，更使張仙在文人群體中獲得特殊地位，被視為不僅能賜子，更能賜予優秀子嗣的神靈。這種文化嫁接，使張仙信仰超越了單純的生育功能，具備了更豐富的文化內涵。
家庭秩序的象徵功能，是張仙信仰在儒家社會中的另一重要意義。傳統中國家庭不僅是生育單位，更是道德教化的基本場域。張仙畫像常被貼在煙囪旁或寢室門後，箭向外射，這種空間布置具有明顯的邊界守護意味，既防範外界邪祟（天狗）入侵，也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有序。從深層結構看，這種信仰實踐與儒家“修身齊家”的理念高度契合，通過神聖空間的建構，強化了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元的穩定性與連續性。
禮俗互動的動態過程，在張仙信仰的發展中清晰可見。儒家文化對民間信仰往往採取“神道設教”的實用態度，既不完全接受也不簡單排斥。張仙信仰最初源自宮廷謊言和民間傳說，但通過蘇洵等儒家知識分子的參與和重新詮釋，逐漸被賦予符合儒家價值的內涵。明代以後，隨著儒家禮教向基層社會的進一步滲透，張仙祭祀活動也被納入家庭禮儀的範疇，如在年節時“設香燭供品，與諸神並祀”，成為儒家“家禮”體系的組成部分。這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傳統”與“小傳統”相互影響的典型例證。
作者簡介：楊建偉，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文法學院副教授，福州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客座教授、海峽道教學院教授、北京民族醫藥文化研究促進會副秘書長、福清市臺聯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臺灣）華夏群英新聞總編室主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