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語文課程論
序
張福貴
教育部高等學校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實實在在地說，何二元先生是中國大學語文教學與研究的專業戶，那種熱情和執著也是這個領域中人所共知的。我原本與何二元先生並不相熟，最早的相知是看了他有關大學語文的文章，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後來幾次在大學語文的專題會議上相見，進一步加深了我對於他那種“拼命三郎”的印象。當然，作為一個學者，何二元先生不僅抱有對於大學語文教育的一種熱情，而且具有極強的學科意識和專業素養。我有時想，如果有一天大學語文從學科體制上實現了合適的定位，同行們是不會忘記何二元先生以及其他先生們在其中的巨大貢獻的。何二元先生即將出版的新書《大學語文課程論》要我來寫序，我猶豫片刻便應允下來。我此前謝絕許多讓我寫序的邀請，主要是事情多，不能仔細地閱讀書稿，避免敷衍了事。我之所以答應給《大學語文課程論》寫序，是因為我身為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副會長，但是實在對於此領域鮮有研究，無甚作為，想以此來彌補不足。當然，也想就學界有關大學語文學科性問題的討論說一點自己的看法。其中，包含我對於何二元先生某些觀點的探討和評價。
雖然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就講過“大學語文”的課，還講過一些相關的專業課，例如“文書學”“秘書學”之類的，但是我一直不敢自認為是專業的大學語文教師。因為在中國大學所有專業的教師除了承擔了本專業的教學之外，都必須對自己的專業有所研究有所成就，而大學語文的專業要比現有的中文學科所有二級專業在知識結構上要求更完整和豐富。一句話，做一名合格的大學語文教師是不容易的。我覺得這麼多像何二元先生一樣的大學語文教師在一種不十分有利的環境下，能堅守這麼多年，從事大學語文專業教育和研究，實屬不易，我們中文學科的人是應該對此表達敬意的。
據統計，各類大學語文教材迄今已有1000多種，有關大學語文研究的專著僅有四十幾種，而專門研究大學語文教育理論和教材編寫理論的著作則更為鮮見。此前有楊建波的《大學語文教學論》、邵子華的《大學語文教育學》等幾部專著，而何二元先生的這本《大學語文課程論》在研究教材編寫理念和梳理大學語文教學史方面則更為集中、完整，並且獨具特色，是一種真正的“課程論”專著。
《大學語文課程論》是作者多年來對於大學語文教學經驗和研究歷史的一種總結，從歷史沿革到學科屬性直至教學方法等無所不包，十分豐富。但是簡要來說就是有關大學語文教育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集合。毫無疑問，就其內容和方法來說，本書填補了大學語文學科研究的某些空白，對大學語文學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在書稿中談到，從始到終，我們大學語文教育缺少對大學語文本體研究的這樣一個環節。大家都知道，因為一個學科的成熟，首先應該有一個非常規範的名稱或命名，有具體學科的評價尺度、評價方式，還要有一套完整的課程體系，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完整的教師群體和學術團隊。可是我們現在很多大學語文老師的學術研究的對象，往往都是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各個二級學科的內容。無論是申報職稱，還是參加科研成果評審，你會注意到大學語文教師拿出的幾乎全是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影視之類的。我在幾次會上都說過，很希望有一些對於大學語文這種本體的學術研究成果出現。如果我們不能建立這樣一個自成體系的具有特色的學科研究，沒有這樣一個學科體系，就很難在當下學科生存與發展競爭激烈的一個環境中，獲得應有的而且是平等的一席之地。
大學語文課程教學雖然已有一百多年，但是其學科理論研究嚴重滯後，直至2007年才有第一部專著，至今也只有四十幾種研究類著作。“而作為一門學科最基本的理論著作《大學語文課程論》至今闕如，這不能不對大學語文課程教學發生負面影響”。因此，此時何二元先生的《大學語文課程論》的出版便顯得十分重要。嚴格說來，《大學語文課程論》一書的重點不是對於大學語文學科問題的學術探討，但是其中通過歷史的梳理和案例以及作者的自我陳述中，反復出現其對於大學語文學科性質和功能的闡釋，這也是近年來該領域大家不斷重複的話題。我不想對於何二元先生大作的全部內容做面面俱到的評述，既然作者將大學語文的學科定位問題作為其中的主要問題——而且我認為是書中最具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的部分，所以我在這個簡短的序言中也主要評述和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的大學語文教育起步早、歷史長，但是學科性不太成熟，這似乎已經是業內人士的一種共識。何二元先生對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始終堅持認為“現代語文學科是一門形式訓練學科”。這一觀點在《大學語文課程論》中被再次反復強調。本書多次提到和闡釋這個觀點，認為大學語文是一種形式訓練學科——“重要的話再說一遍：大學語文是一門形式訓練學科，它沒有自己的內容，它以其他所有學科的內容為內容，憑藉這些內容進行‘聽說讀寫’的語言文字訓練。”“同時為其他所有學科的學習提供語言文字工具”。在這裏，他還引證了過去一些權威性的類似說法。例如，1961年12月3日《文彙報》社論《試論語文教學的目的任務》和匡亞明等人的觀點：“大學語文是一門邊緣學科，它包含文、史、哲、經、政等有關內容，但又不等同於這些學科”。並且認為他們所說的“邊緣學科”也正是“形式訓練學科”的意思。“我們強調語文是‘形式學科’，正是為了研究‘形式’如何為‘內容’服務，大學語文如何為其他所有學科的學習服務，這才是大學語文學科性質研究的根本目的。”而這種形式訓練學科的特點在古代詩詞學習實踐中表現最為突出。“現代語文是一門形式訓練學科，而詩詞格律就是古人留給我們的最好的訓練形式。詩歌格律的形式推理，堪比西方的形式邏輯，是一種頭腦訓練。”根據這一定義，何二元先生通過對以往各種教材體例進行考察，得出了有關大學語文屬性和功能的三個評判的標準。第一，大學語文以其他所有學科的內容為內容，那麼無論是文學史體例、文選體例、文化體例、人文主題體例，都無可無不可。第二，這些內容只是憑藉，並非主要的教學目的，所以大學語文還應該有一條語文訓練的線索，否則就成了文學史教材、文選教材、文化專題教材，而不是大學語文教材。第三，這兩條線要有主次，從表面看，課文當然佔據教材的主要篇幅，同時也佔據更明面上的位置，是一條明線；但是實際上語文訓練的線索雖然處於暗線的位置（主要由課文導讀、思考練習設置體現，但也實際上指導著單元設置、課文選篇），卻是大學語文之所以為大學語文的關鍵。應該說，作者的考察是真實的，邏輯是完整的。但是以教學方法來確認學科屬性是否合適，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寫作課的內容和方法也是大學語文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仍然屬於中文專業的課程。其實，無論是作為教育學的文學教育，還是作為中文專業的文學教育，其內容和方法都是差不多的，只是範圍和程度的差異。
《大學語文課程論》的作者十分清楚自己的這一觀點在學界不具普遍共識性，所以在本書中他儘量避免直接闡釋自己的觀點，往往採用述而不作的辦法，羅列歷來人們的研究意見，而把自己的觀點放在不起眼的後面。其實，作者的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可能是來自於他過於謹慎和認真的學術態度。任何一種學術研究如果只有一種共識性的觀點，其意義是不大的。那種不證自明的重複性研究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學術需要探討，也可能需要證偽。如果有一天成為了顯學，何二元先生的這種觀點是不無裨益的，雖然直至今日我並不完全與他的觀點一致。與此相一致，何二元先生沿用了民國時期西南聯大等一般院校的名錄方式，把大學語文與公共外語一樣，定位為大學公共課。當然，這也是徐匡迪等人的觀點。對於這一點，我倒是十分讚賞何二元先生的觀點，認為大學語文是公共課。當然不是在現有的學科分類前提下。現在大學語文與大學英語、數學、物理、化學、體育一樣，在二級學科上歸屬於教育學的“課程與教學論”。先不說這樣一個名稱的命名是否合適，僅就歸屬於教育學就十分不妥。第一，大學語文與英語、數學、物理、化學、體育等公共課除了教學對象相似之外，其內容和方式幾無相同；第二，為什麼同樣是公共課，思想政治教育則屬於法學門類下的政治學一級學科而不屬於教育學？第三，如果按此分類邏輯，那麼所有的專業教育也都是教育學了。我認為公共課僅是相對於教學對象而言的，而與學科屬性並無必然聯繫。大學英語、數學、物理、化學、體育等不應該都屬於一個“課程與教學論”二級學科，其學科屬性和教學方式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而任何一個二級學科都應該有大致相同或相關的內容和課程、相似的方法、共同的評價標準等，而大學語文和大學物理在以上各個方面都風馬牛不相及，更何況語文和物理早在高中時期就已經分道揚鑣，通過高考內容而區分出了不同的考生類型，然而到了學位教育階段卻成為了一個專業，實在是匪夷所思。學科分類存在著差異可以，但是不能有悖論。像大學英語、數學、物理、化學、體育等也都應該分別歸屬於其各個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專業。對於學科分類來說，學理的邏輯是必不可少的。
我一直堅持大學語文不是教育學，而是中國語言文學中的一個二級學科，其具有中文學科的一般學科屬性，而其“形式訓練”特徵，正是中文學科共有的實踐特徵。當我們將大學語文確定為“形式訓練”課程之後，便很容易失去其中文學科所共有的學科屬性和地位，而這恰恰應該是我們努力實現的理想境界。
為了進一步闡釋自己的觀點，何二元先生又在《大學語文課程論》中從邏輯分析的角度來繼續“揭示語文學科的這個秘密”：不能繼續將大學語文定義為“通識教育”。認為從這個角度定位，那麼就很難再有大學語文的地位，因為“大學語文不是知識型的課程，而是形式訓練學科，它所憑藉的知識內容都是其他學科的，與通識教育課放在一起，必然發現很多的重複，而且是低水準的重複，因為從知識性內容上看，大學語文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沒有非常嚴密的知識體系。於是導致通識教育衝擊大學語文的事情發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認為“在中國特色的通識教育現狀下，必須強調大學語文的公共基礎課屬性，通識教育是相對於專業教育而言的，而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都離不開語言文字的承載”。這樣的難題是從民國高校就已經存在的了，“大一國文”各校多開設，但是從來沒有過統一的教學大綱和比較規範的課程體系設置，主講教師各自為政，內容因人而異。“由於說不清楚這門課的性質究竟是什麼，教師們授課隨心所欲，民國大一國文就有教師一學期講一篇《莊子》的例子”，今天中國臺灣地區高校的“大一國文”依然延續了這一傳統。這一現象的普遍存在，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沒有將大學語文列為一個規範的學科專業是最大的原因。如果仍然只是將大學語文視為一種課程，無論是必修課還是選修課，必然只能是眾多通識教育課程的一種，最終還是等同於通識教育，正如作者所言，“早晚都還是會被‘必修改選修’，甚至被取消”。學科與課程的差別主要有兩點。一是課程設置的規範性與個人性差異，一是學術評價的嚴密性和模糊性差異。作為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有比較統一的規範和相對固定的課程體系，個人性只是符合規範前提下的獨特風格而已。同時，作為一個學科的存在與發展不只是自身問題，而且是一種價值評價過程，需要有一種完整的評價指標和學術共同體。然而，大學語文作為一種課程卻很難達到這一標準。
我覺得當下切實可行而又十分緊迫的是，首先應該全面恢復大學語文在全國高校必修課的傳統。大學語文是中國現代語文學科創建伊始就有的一門公共必修課，是與中小學語文三位一體不可或缺的一門課。何二元先生認為，中國內地高校重開大學語文課後，更有把這門課上成文學課、政治課的，嚴重偏離了課程性質目標，成了一門“誰都能講，誰都講不好的課”，導致一些學校“必修改選修”、甚至取消了這門課。作者這種描述是真實的，而且當下學界似乎已經失去了對此關注的熱度。教育部曾經下發過相關文件，要求在中文專業之外開設大學語文課程，並且儘量作為必修課。歷屆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也曾組織過多次會議和調研活動，發佈過《大學語文教學大綱徵求意見稿》，但都因為沒有作為獨立的學科法規和可資參照的理論依據而不了了之。“這一切都說明，大學語文的‘課程論’研究已經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
我國已經頒佈了《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綱要要求“受過初等教育的國民普遍具備普通話、規範漢字和中文拼音的應用能力”，並且提出“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國民，其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準達到相應要求，具有較好的使用普通話和規範漢字表達、溝通的能力”。而大學語文教育正是實現這一較高層次的能力要求的必要方式。大學語文在我國高等教育中一直被反復強調，但是到現在普遍開設和作為必修課的目標都還沒有實現。其中，有一個長期存在並反復被討論的問題，那就是大學語文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麼？曾經有人認為大學語文是素質教育，也是德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的確如此，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任何專業教育都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即所謂的“專業思政”。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對於大學語文教育來說，必須還有它的行業和專業的特殊性，有著其特殊的功能。我覺得大學語文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讓每個大學生具有一種語文技能和人文精神，能成為文化傳承和創新的真正的現代人。關於當代大學生語文素質低下、缺少審美情趣等問題，一直是學校和社會關注的熱點，而大學語文教育正是彌補這一教育短板的重要途徑。這也是對於近代以來重理輕文功利主義發展路向的一種微弱調整。所以說，我們大學語文教育不僅是人才培養的知識和情趣需求，也是實現民族文化傳承、完善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效方式，這就是大學語文專業化教育的最終目的和最高境界。
何老師特別談到大學語文不只是一門課程，它應該是一個學科，我非常贊同他的這個觀點。他特別講了課程和學科的差異，認為學科是一個知識體系，課程是知識體系的教育，我覺得這個界定是非常準確的。大學語文既是學科也是課程，中國的學科門類分類受前蘇聯影響比較大，過度細分化而且有很多重疊和矛盾。然而，教育學往往不太認我們，我們在中文裏面又往往被邊緣化。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要從學科規範上加以解決。其實大學語文就是中文教育，如果我們不把大學語文作為一個中文學科的一個門類的話，那麼它和教育學和大學外語以及思想政治專業恐怕也就沒有什麼差別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加強這樣一種意識：大學語文就是一個學科，不只是一個課程。當然，現在按照學科目錄分類，我們現在還很難成為中文學科下的一個二級學科。現在大家都知道，中文學科中的語言專業一直在探討與中國文學學科分離，單獨成為一個一級學科甚至學科門類，雖說現在還沒有一個最後的結果。那麼，我們大學語文是否也應該思考一下，如何在國家的評價體系中，在法規化的學科目錄中獲得我們應有的位置。這是我們要爭取實現大學語文學科地位的制度理想。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向從事大學語文教育工作的教師們表達一種敬意。應該承認，現在大學語文教師的基本處境其實並不是那麼好。我一直在強調，一個國家的學科佈局必須是完整的，一個國家的學科發展必須是公平的，都應該以學科的學術貢獻、學術價值和成果作為最後衡量的尺度，不能先入為主地進行差別性對應。我知道現在許多地方對某類公共課的老師個人有額外的經濟補助，這是國家意識形態建設和當下社會思想狀況的需要，但是我們同樣應該補助大學語文老師。因為現在高校公共課的老師所付出精力最大的可能要屬大學語文老師，不僅備課內容涵蓋了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所有的知識，而且還要花大量的課餘時間，給學生批改作業，修改作文。所以最後希望能有這樣一個從學科到評價等方面都比較完備的體系來支持我們大學語文的教育。
2020年6月18日
附注：本書四年前曾申報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未果），張福貴教授在百忙中審讀了全部書稿，並撰寫了序言，在肯定筆者主要觀點的同時，還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現在讀者如果在本書中發現他所提的問題並不存在，那是因為四年來筆者已按照他的意見作了認真修改——而讓他的序言就保持在四年前的原樣吧，這可以讓人時時想到他對我們大學語文教師的傾情指導與幫助。
作者簡介
2013年拍攝
2024年拍攝
何二元，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大學語文專職教師，全國大學語文研究會第十屆理事會副會長，第十一屆理事會顧問，學會官網“大學語文研究”（www.eyjx.com）站長。從事大學語文教學與研究幾十年，著有《母語高等教育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現代大學國文教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原名“民國大一國文研究”）、《大學語文課程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24年）等專著。主編人民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學語文》教材、復旦大學出版社大學語文教師手冊。在大陸和港臺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其中大學語文研究方面的論文60餘篇。“百年大學語文資料彙編與研究”獲2024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術社團研究專案立項（批准號24SGC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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